熊希龄（1870-1937）字秉三,别号明志阁主人，双清居士。因晚年学佛，又有佛号妙通。汉族，湖南省凤凰县镇竿镇(今沱江镇)人。1870年7月23日（清同治九年庚午六月二十五日），熊希龄出生于湖南湘西凤凰县一个三代从军的军人家庭。因此地隶属湖南凤凰厅，故在熊希龄成名之后，他又被人尊称为熊凤凰， 家住凤凰县沱江镇文星街。民国第一任总理。

   凤凰地处湘西，民风朴野，教育本不发达。熊希龄的父亲熊兆祥从军之时，正值太平天国起事之世，当时湘籍大儒曾国藩在湖南创建湘军，提倡文人治军，以理学管治人心，要求军人“上马能提刀杀贼，下马便训练士卒”，在湖南讲教重学于是蔚然成风。熊兆祥在这种氛围之中，自愧自己一介武夫，难预风流，便一方面加强自己的修养，一方面着力培养自己的长子熊希龄，希望他以后能够读书成材，光耀门庭。故熊希龄自幼便接受严格的家教，一心向学。熊希龄六岁在凤凰镇发蒙，据传，他“闻一知十”，《三字经》只用了三四天便背得滚瓜烂熟。因为禀赋出众、好学深思且勤奋过人，熊希龄在少年时代便闻名遐迩，被誉为“湖南神童”。

   光绪十四年(1888)，希龄进沅水校经堂读书。一次，老师以“栽数盆花，探春秋消息”为上联，令诸生答对，希龄稍一思索，即对以“凿一池水，窥天地盈虚。”由于学业成绩优异，深受沉州知府朱其懿器重，并保送至长沙湘水校经学堂肄读。光绪十七年应乡试，中举人，次年中贡士。光绪二十年，中进士，授庶吉士。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朝廷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熊希龄多次上书反对，因此触怒慈禧太后，被革职回到湖南。

   光绪二十三年，在长沙任时务学堂总理，提倡科学，注重时务。同时与谭嗣同、梁启超、唐才常等组织南学会，创办《湘报》，积极开展变法维新运动，因此受到顽固派的攻击。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法失败，清廷搜捕维新党人，时务学堂及《湘报》被迫停办，熊希龄亦受到“革职水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惩处。从此便匿迹衡阳、沅州(芷江)，闭门读书。其时适逢唐才常在汉口发动自立会起义失败，凡湘西参加起义的人走避到沅州的，熊希龄都秘密给予资助。后党禁日渐松弛，管束解除，希龄赴日本考察教育。

   光绪二十九年，他应常德知府朱其懿之聘，主办常德师范讲习所、常德西路师范和常德中学。光绪三十一年，随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任参赞。次年回国，仍返湖南办学，并在酸陵办瓷业学堂。宣统元年(1909)，任东三省财政监理官，次年任奉天盐运使。辛亥革命后，拥戴共和，先后参加统一党、共和党，为进步党的负责人之一，曾致电袁世凯，促其转变政治态度。袁世凯任大总统后，熊希龄历任财政总长、热河都统。

   民国2年(1913)，任国务总理。民国3年2月，熊希龄辞职，3月，又被袁世凯委为参政院参政全国石油矿督办。

   民国6年(1917)夏秋，京律一带水灾严重，熊希龄负责督办水灾河工善后事宜，并主持募捐，救济灾民，倡议在北京设立慈幼局。民国7年，香山静宜园改为慈幼院，收养、教育受灾的流浪贫苦儿童。熊希龄掌管一切院务，长达20年之久。他还从事各种社会公益事业，担任中华教育改进社董事长及民办红十字会中华总会会长等职。

   民国26年(1937)，抗日战争爆发后，熊由北平到上海，负责战地救护工作。上海沦陷后，欲取道香港返内地，12月5日病世于香港。

   春风得意的熊希龄还来不及勾画自己的锦绣未来，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了。熊希龄痛苦地发现，在这灭国亡种的紧急关头，慈禧竟然还在为自己的六十庆典而大肆耗费本当用来充实武备的大笔财富。这一丑陋的场面，让军人家庭出身的熊希龄感到自己受到了巨大的侮辱，他胸中的血性被激发出来，感慨说国家都要灭亡了，读书有什么用？恰在此时，湖南巡抚吴大电奏朝廷，请统率湘军入朝作战，暗弱的清廷如获救命稻草，当即应允。熊希龄立即计划投笔从戎，但这热情被两江总督刘坤一浇灭，失望的他告假还乡。不久，让当时湖南人骄傲的湘军在对日战场上一败涂地，清政府以签定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告终。这一惨痛的失败，让熊希龄从信赖清政府的迷梦中惊醒，他很快转入了要求改革政治的阵营。

   1896年，熊希龄给当时的洋务派首领、两湖总督张之洞上书，强烈要求变法维新，他本人随后也正式投笔从戎，被张之洞委为两湖营务处总办。在这个岗位上，熊希龄认识到了当时军队的各种积弊，于是撰写了《军制篇》，强烈要求改革军制，以增强清军的战斗力。这一军事著作，被时人认为是“于古今中外军事融会贯通”，堪为“中国改革新军的嚆失”。但当时的环境决定了熊希龄的建议终究如泥牛入海，他不得不等待新的时机。而此时，熊希龄的家乡在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下已然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这给了他新的舞台。

   按照湖南维新派的设想，湖南要开办的是一所中西兼通的新型时务学堂，物色中西学均精通的教习就成为一个难题。熊希龄等不得不前往领西洋风气之先的沪、宁物色人选，经过许多波折，直到1897年7月，黄遵宪奉命赴湖南担任长宝盐法道兼湖南按察使，经过上海，在他的帮助下，动员了在《时务报》供职的梁启超和精通英文的李维格入湘，事情才得到解决。1897年11月，梁启超一行抵湘，受到湘绅的热烈欢迎。陈宝箴为长沙时务学堂定的教学宗旨是“中体西用”，梁启超坚定地主张开启民智，似乎二者一致，但实际上他主持时务学堂，积极鼓吹民权革命学说，倡导立宪。二者的冲突酝酿着极大的风险，熊希龄深知内情，但他仍然支持梁启超。不仅如此，冲突表面化之前，熊希龄又创办了湖南最早的报纸《湘报》，向社会鼓吹“开民智”，正如唐才常所说：“熊君秉三，喜民智之乍开，欲慈航之普度，乃鸠同志，集巨资，设湘报馆。”报纸的取向直接引发了包括张之洞等大员与湖南守旧派对熊希龄的不满，可他们没有借口。此外，1897年，德国侵占我胶州湾，亡国灭种的危机感更加迫切，熊希龄趁机联合有影响力的湖南维新派成立“南学会”，开办讲论会鼓吹维新变法，而且讨论地方重大兴革及举措，分析省内外形势，提出方案，供省当局采纳，意图以此影响湖南的发展方向。这种激进的取向，在死而不僵的晚清必将引火烧身。

   熊希龄在湖南维新运动的实际领导地位引起了守旧的王先谦等人的嫉恨，加上他们在投资由熊希龄领头的湖南实业时有损耗，激发了他们对熊希龄的种种不满，他们视时务学堂、《湘报》和南学会如眼中钉。事情导源于时务学堂的教学程式，按梁启超的说法，“除上堂讲授外，最主要者为令诸生作札记，师长则批答而指导之。发还札记时，师生相与坐论，时吾侪方醉心于民权革命论，日夕以此相鼓吹”。 1897年旧历年底，时务学堂学生放假回家过年，学生得意地向自己的亲友传阅自己的学习札记与教习的批语，对头脑尚不开明的湖南社会来说，那些民权革命的言论无异于鼓吹造反，见者无不诧异，一时“全湘哗然”。旧派就此发动了对熊希龄为首的维新派的猖狂攻击。尽管陈宝箴想保护熊希龄，但1898年5月份，形势恶化。是时，张之洞来函指责《湘报》言论不当；与此同时，旧派联络京城湘籍官僚也不断施压。陈宝箴被迫妥协，免去了熊希龄的学堂总理职务，梁启超出走北京参与戊戌变法，湖南维新派实际上已经陷于分裂。这反倒激发了熊希龄的血性，他断然反击，上书指斥王先谦主持的省书院（岳麓书院）积弊丛生，师道不端，并把它刊登到了《湘报》上，这恰好击中了旧派的痛处。愤怒的旧派恼羞成怒，借机要求取缔《湘报》。恰在此时，熊希龄因在湖南参与维新业绩突出，执意改革的光绪帝征召他入京，这正好遂了他想离开长沙这块是非之地的心愿。

   熊希龄于是打点行装准备北上，他先把妻子安顿到他妻兄衡阳知府朱其懿那里，再返回长沙，然而途中饮食不慎，突发痢疾，只好返回衡阳养病。就在这养病的十多天里，北京维新六君子的惨剧发生。因为一场疾病，熊希龄侥幸讨得一条性命。然而对这个维新名人来说，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熊希龄被御史黄桂均参奏，指为康梁党徒，受到“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处分。后来熊希龄回忆这一节时对人说：“向非一病，当与六君子同命成七贤矣。” 熊希龄的维新事业至此止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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