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的“蛊术”和泰国的“降头术”被称为东南亚两大邪术。湘西的蛊术和湘西的赶尸一样，到现在也没有能指出它的真实情况来。和赶尸不同的是，放蛊几乎在湘西地区都有留传，而赶尸主要流传于湘西沅陵、泸溪、辰奚、叙浦四县。蛊在湘西地区俗称“草鬼”，相传它只附在女子身上，危害他人。那些所谓有蛊的妇女，被称为“草鬼婆”。

　　所谓的放蛊方式和蛊到底是什么样子，除了代代相传的说法，谁也没见过，但却根深地固的留在人心.苗族几乎全民族都信蛊，只是各地轻重不同而已。

　　在苗族的观念世界，蛊有蛇蛊、蛙蛊、蚂蚁蛊、等类。蛊在有蛊的人身上繁殖多了，找不到吃的，就要向有蛊者本人进攻，索取食物，让蛊主难受，就将放蛊出去危害他人。

　　其实这种令人生畏的蛊，并非苗人的专利。蛊术在中国古代江南地区早已广为流传。最初，蛊是指生于器皿中的虫，后来，谷物腐败后所生飞蛾以及其他物体变质而生出的虫也被称为蛊。古人认为蛊具有神秘莫测的性质和巨大的毒性，所以又叫毒蛊，可以通过饮食进入人体引发疾病。患者如同被鬼魅迷惑，神智昏乱。先秦人提到蛊虫大多是指自然生成的神秘毒虫。长期的毒蛊迷信又发展出造蛊人的观念和做法。据学者考证，战国时代中原地区已有人使用和传授造蛊害人的方法。

　　苗族多处偏僻地区，旧时医学落后，许多疾病得不到有效治疗。故每遇就诊无效，动辄归咎于蛊。 随着苗族地区科学文化知识的普及，医疗水平的提高，蛊术迷信现在在苗族地区的影响越来越小。

    一个陶制瓦罐或瓷坛之类的器皿，里面盛着毒蛇、蜈蚣、青蛙、蝎子、马蜂、飞蛾、蚕蛹、蚂蚁之类的上百条虫子，因其大虫吃小虫的缘故，加上用妇人经血的刺激和喂养，集成了一个聚百毒于一身的毒王，把这毒王烘干研成粉末，即成了一种名叫“蛊”的毒药。

    拥有这种蛊毒的人，把蛊毒置放于水井、山林岩石或道路旁，不知情的外米人路过，接触了这种蛊毒就会中毒；还有一种足指缝里沾了蛊毒，乘人不注意，往别人家的食物中弹一弹指头，那吃过这种食物的人就会害起病来。这病轻者，肚子里会长出虫子，吸人肠胃营养，让人变得瘦骨嶙峋；重者会疼痛难忍，并危及性命。而专干这种营牛的人，大都是年纪较大妇女，民间称其为“蛊婆”。

    在湘西，凡苗寨集中的地域，过去一般都有这种骇人的放蛊习俗。而据历史记载来看，蛊毒其实在几千年前就早巳产生，地域也遍及中原大地，放蛊的蛊婆也绝不是只有湘西才有。蛊药即是毒药，放毒者自然免不r受严格惩处。秦、汉时期的法律甚至还规定，对放蛊者将处弃市、灭族之类的严厉惩罚。但在湘西，因为天高皇帝远，朝廷的法律管不了边远山区的草民，加卜放蛊的行为大都做得十分隐蔽，其问又夹杂了许多神秘行巫的成分，因而放蛊这一旧习俗就一直流传了下来。

    湘西放蛊习俗，在新中困成立前夕一直还有。笔者小时候曾听村里一一位老太婆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某寨一对苗民男女，从小 青梅竹马，彼此爱慕而结了婚。那男人会当兽医，一年四季在四 乡里走。因为经常在外，难免拈花惹草。数年后，这男人与外乡 一个年轻女子相好了，从此经常不回家。妻子发觉丈夫有了外 遇，开始苦口婆心进行劝阻，丈夫不但不听，还提出了离婚要 求。妻子不得已，遂哄他道：“你要离婚可以，我也不阻拦你。 今日我敬你一杯酒，以后你要是回心转意了，仍愿你回到我这 里。”说罢，就倒了一杯下了蛊药的酒给丈夫喝了。那丈夫喝过 此酒，不知不觉便中了蛊毒，到外乡没走多久就发了病。后来， 这位男人知道自己中了蛊毒，只得断绝了与外乡那位女子的来 往，重新回到了妻子的身边。妻子原谅他，给他吃了解药，他的 病才又好了。从那以后，这位男人再不敢向妻子提离婚之事，俩 人关系终又和好如初，直到百年。像这位女子给丈去下的蛊毒还 算比较轻微，中毒严重者，据说性命都很难保。

    蛊毒作为一种报复或是要挟控制人的利器，使用得当，或能 获取一定好处；使用不得当，可能反会伤害到放蛊人自己。所 以，制造蛊毒的蛊婆，一般名声都不怎么好。尤其寨里有人生病 严重或出现死亡者后，还往往被人怀疑咒骂。这时的蛊婆，纵使 受了冤枉，也百口难辩，只有忍耐，是她放的蛊，病轻者她还有 解药可解毒，重者她亦无法起死回生。不足她所放，她亦作不出 令人信服的解释。

    湘西的放蛊习俗，在新中国成立后已被作为迷信给予过取缔。如今，在那些偏远的山寨里，是否还有这种奇异的习俗保存也难说清。不过，作为一种神秘的文化现象，湘两的放蛊与赶尸一样，是很能吸引游人好奇眼球的。因此，对于放蛊的种种传闻与作法，实也值得人们去作深入考证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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