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小小的凤凰城内庙祠数量奇多，光佛家寺庙就有风神庙、火神庙、龙王庙、马王庙、水府庙、灵官殿、观音堂、阎王殿、三官阁、女娲宫、城隍庙、伏波宫、芒神庙、太平寺、奇峰寺、飞山庙、王公祠、翟公祠、石莲阁、三侯庙、准提庵、文庙、武庙、武侯寺、先农坛等五十多处，南门外的岩脑坡一带，寺院建筑鳞次栉比，基本上成为寺庙区。此外还有陈家祠堂、田家祠堂、杨家祠堂等大族宗祠，各地同乡会馆，如江西人的万寿宫、四川人的川主宫、邵阳人的禹王宫、福建人的天后宫，以及各种行会会所，如缝纫业的轩辕寺、木匠业的鲁班庙、铁匠业的老君庙、医药业的神农寺等，也都兼有宗教场所的职能。而且不仅只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也相继派人来此地传教，修建天主教堂、福音堂和清真寺。

    佛家寺庙定期举行庙会，知名度较高的有南华山、青龙山、奇峰山的香会和观音会、盂兰会，每次会期一到三天不等。县境内外的佛门信徒平时在家吃斋念佛，庙会会期相约而来，成群结队到寺庙中拜佛、讨卦、求签、许愿，都是自生自灭的民间活动。道教则带有半官半民色彩，不建道观，只在道士家中设坛行教，并由道台任命道纪司，执掌印绶，管理全县道坛，对坛门不好的，可以封坛，道士不守清规的，可以驱逐出境。地方上久旱无雨需打醮求雨，遇到虫灾要设坛驱虫，春季清明节上坟祭扫墓茔，秋季中元节念咒烧包，冬季冬至节燃天蜡酬答天地，还有平时百姓人家婚丧寿庆法事，也由道士包揽。

    仅仅半平方公里的土地，居住着如此众多的仙神鬼怪，还有比各路神圣为数更众的僧尼道士神甫阿訇，纵使人们刻意想划分天上人间的界限，也不大容易。凤凰城里的居民，跨出门槛就碰到了土地公公和婆婆，烧几张纸问个好是免不了的，遇上心事边走边想，一不留神已经来到观音娘娘跟前，也就忍不住要将不向人言的烦恼跟她老人家念叨念叨。久而久之，人神共处的生活氛围已不知不觉地形成。特别是湘西地方民众受傩巫文化影响，有着明显的泛神崇拜倾向，无论何方神圣哪样鬼魅，只要遇上就烧香磕头捐银子，一律不排斥一律不得罪，使鬼神们的生存环境也很宽松，大伙儿一块共生共荣。

    庙宇格外繁盛的原因，按正统阶级分析论的解释，当然是统治者实行所谓“攻城为下、攻心为上、以夷制夷”的绥靖苗疆政策，欲借神权维护社会秩序，以清嘉庆年间的凤凰厅同知傅鼐任期，提倡“以神道设教，补政令之不及”，光他一任就主持修建寺院十八处为证。另一种解释则完全忽略阶级与政治，认为一个社会是否太平盛世，看其庙会的声势和寺庙的香火是否鼎盛就可见一斑，神事的繁荣体现了历史上凤凰社会生活的繁荣。我以为更重要的原因，是黎民百姓生活不安命运莫测同时希望渺茫所致。在当地风俗中，有不少宗教仪式都跟军旅征战有关。如每年农历七月七民间“祭鬼节”，要扎制成千上万大大小小的河灯到河上去燃放，就是为了抚慰战死沙声的将士，为他们的亡灵引渡，照亮归家的路，以免其成为飘零的孤魂野鬼。河灯中的关王灯、岳王灯、韩王灯、霸王灯等大型河灯，以古代英雄故事为蓝本扎制成一组组的人物造型，是为了标榜战死者如古代圣贤一样名标青史的功绩；小型灯如荷花、桃花、梅花、芙蓉花灯，柳树、杨树、松树、茶树、桐籽树灯，猪、羊、马、牛、鸡、鸭、鱼灯，则是为祭献给死者，使之在冥界有富裕的生活。

    凤凰社会生活的主体一度是竿军士卒，他们一朝入伍，就被绑在了杀戮的战车上，杀人或者说被人所杀在他们看来都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杀了人总要避晦或者忏悔吧，为了免于被他人所杀又要祈求神鬼保佑，再说要是大难不死，保佑升官发财也是心之所愿。既然一切都交给了鬼神，人的命运也就只能听从鬼神来安排了。一场战斗下来，是生是死全是命中注定。这样的宿命哲学杂揉在竿军将士的意识中，反而增添了他们奋勇当先的胆量，使得他们的牺牲更惨烈，那份担当也愈显出愚忠的痕迹。

    妇女们不同。丈夫儿子出外当兵，脑袋提在手上过日子，家中的白发亲娘和孤妻弱子，心中最大的隐忧就是征人的安危。音讯杳茫的日子，烧香磕头祈求征人平安，听到胜利的消息，烧香磕头答谢菩萨的恩情，令人心碎的噩耗传来，还是烧香磕头，为亡灵的来生超度……战事越壮大，亲人越险恶，女人们心中越焦虑，对菩萨的寄望也越深厚，庙里的香火就越旺盛。而在那终日缭绕的青白色烟雾中，伏身于神坛下的女人喃呢自语的誓愿里，定然少不了对战争的诅咒。在她们的功德经中，建功立业事小，征人平安事大，跟急功近利的男人们比，女人们对竿军祖辈用血泪换来下的那份残忍的光荣并不看重，她们所看重的是生命，是属于无论亲人与敌人的鲜活生命。在求神拜佛这种形式机械单纯的活动中，凤凰妇女的情怀却具有微妙复杂的层次，她们所扮演的悲天悯人的角色，是最悲惨也是最光彩照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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