匪患湘西

 

   湘西是指湖南西部28县，境内沟壑纵横，溪河密布，峰峦起伏，洞穴连绵。有10多个县与鄂、渝、黔、桂四省交界，历朝皆属统治薄弱区域。土地贫瘠，自然灾害频繁，经济文化十分落后，自宋以来，匪患未绝。进入民国时期，湘西土匪为害尤烈，众多匪首利用湘西险要的山川形势割据一方，称王称霸，风高放火，月黑杀人，打家劫舍，奸淫掳掠，给湘西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

 

   剿匪战绩

 

   1949年9月中旬，解放军第38军由常德挺进湘西，先后解放了湘西十余座县城。9月下旬，47军、46军136师、38军114师等主力部队奉命进入湘西剿匪。至51年2月47军赴朝参战为止共歼匪92081人，缴获大量枪炮弹药。其后，湘西军民又经过两年艰苦卓绝的斗争，肃清残匪2万多人，数百年湘西匪患，宣告终结。电影《湘西剿匪记》及电视连续剧《乌龙山剿匪记》描写的就是湘西剿匪过程中一些可歌可泣的故事。

   击毙张平

 

   古丈张平，曾任古丈县县长，国民党暂编十一师少将师长。张18岁为匪，几十年来，烧杀淫掳，无恶不作。被他及部下杀死、活埋、勒死、饿死的无辜平民百姓达3000多人，众多百姓因交不起张所定的捐款被张平割下身、刺大腿、吊“半边猪”、挖眼睛……惨绝人寰。有一年，其家乡李家洞一带因未完成鸦片种植蔸数，有15户人家被他枪杀。张随意强奸他人妻女，一次，竟将古阳镇12岁少女奸污致死。古丈民谣道：“天见张平，日月不明；地见张平，草木不生；水见张平，混浊不清；人见张平，九死一生”。

    1950年2月底，47军422团、416团和军直共六个营的兵力合击张平。张率2800余匪固守李家洞老巢，3月3日被一举攻破，张化装逃脱，在3月4日至20日连续16天的追击中，张平匪部被全部击溃。张只身逃出与保靖，龙山匪首联系未获帮助。在部队和群众日夜清剿下，7月10日饿极的张平被击毙于杨家岭水田中。

   龙山剿匪

 

    匪首瞿波平有人枪6000余，活动在龙山县北部，匪首师兴周有人枪9000余，活动于龙山县南部。两匪对立几十年，被国民党暂一军军长陈子贤力说捐弃前嫌，合作反*。1950年元月，141师合围八面山重创师兴周部，春季全面进剿中瞿波平股匪亦受沉重打击。50年10月，我军进行湘西边缘区围剿，瞿部余匪5000余人仍在湘鄂渝边境各县流窜骚扰，瞿波平率直属支队500人活动于招头寨，贾家坝一带被141师421团追歼，瞿匪躲进深山。在我军宣传攻势和程潜来信劝说下投诚。师兴周余部2000人及贾奇才匪1600余人盘踞八面山内夕棚一带，被422团及恩施军分区独立营合围，师匪化整为零与我军对抗。在四川、湖北友军配合下，我军对其进行梳篦式搜剿，历时20天，歼灭师匪部众，走投无路的师兴周于11月10日向我军缴械投降。

   湘西名匪张平

 

   张平，又名张大治，古丈李家洞张家坨人，因家境丰裕，从小物化玩劣，去私塾念书时，先生的戒尺惩罚不了他，反而为他所执。先生批评他是时，他居然抓起墨砚砸向先生。先生向其祖父告状，反为其祖父骂得狗血淋头。张平辍学之后，在家玩弄刀棍，寻事挑衅，成了李家洞小有名气的恶少。16岁那年，他弄了一支汉阳枪杠着，成天出入乡里，狩猎山林，乡民见了唯恐避之不及。一次，因为田产纠纷，张平谋杀了他当乡长的叔父，于是便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操起了土匪生涯。

   为匪之初，张平便烧杀淫掠，无恶不作，甚至连自己的婶娘也不放过，乡邻张廷富劝他不要乱了天伦，他怀恨在心。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张平带几个匪徒摸进张廷富家，见了人就杀，一口气竞将张廷富全家七口统统杀死。

   为扩张匪势，张平看准了鸦片能赚钱，便强令乡民种植罂粟，规定每年每户缴纳四至几斤烟土，他即用这些烟土换取枪支。不到两年，张匪人枪倍增，凶焰愈盛，经常窜扰到周围的村镇洗劫。老鸦浦一户农民交不出大烟税，张平便将他的婴儿用刺刀挑起，钉在墙上观赏婴儿四肢颤动，狂笑取乐。张平嗜食猪舌，周围的人杀了猪必以猪舌相献。邻县沅陵相木溪一姓向的农民，春节杀猪忘记给张平留着猪舌，被张平抓到李家洞问罪。张一刺刀戳进向的嘴巴，取人舌以代之，续后又一刀刺向大腿，使向姓农民痛得惨号经日......

   据有关资料统计:张平为匪以来，其部杀害的群众达3000之多，为其奸污者不计其数。张平的悖德狂实际也是其反社会性病态人格的表露，他既无内在的约束，也无外在约束，肆意杀人，攻击没有防范的弱者，通过强奸、杀人来发泄自己的毁灭欲望。张平的反社会性病态人格的张扬，反映出他已丧失了人类的良知和理智；当他需要发泄时，他便不顾任何后果地去干任何伤天害理的事，广为人知的那首民谣足以说明这一问题：天见张平，日月不明；地见张平，草木不生；水见张平，浑浊不清；人见张平，九死一生。

   张平靠当土匪发家，到1949年，家中已有田1960亩，田地契约装了满满一大皮箱。此外还有烟桐、茶山几千亩，每年收桐、茶油上万斤。张平在李家洞和古丈县城内分别修了富丽堂皇的楼院，且在金华山修筑了别墅式碉堡。其在李家洞的房屋，是一栋四合院式的楼房，上下共有三十间。楼下的房间，间间相通。屋前的大楼门装饰得十分气派，四周是高围墙。屋院两头修了两个炮楼，炮楼分上、中、下三层，可以控制通往房子的各条通路。院子中间的空坪皆以块石铺就，且修有花坛。张平住的正房窗户用的绿色玻璃，外面看不见里面，而里面可以清楚地看见外面的一切。家中养了106个枪兵，其中有专门为张平保镖的手枪队；有专门搞情报的特务队。此外，还养有12条大狼狗，4只守门大鹅。这鹅也刁馋可恶，经常追着生人张平家里的金银财宝更是不计其数。他自己说：“我这个家是怎么发的？我无兄无弟，无人缘无背景。我发这个财，是靠抵抗政府种鸦片，靠抽税得的一点钱。不是我抵抗政府，哪个敢种鸦片？鱼要水，水要鱼，我抽一点税，农民都愿意嘛！”张平的确靠鸦片渔利，但他劫持而来的财产更是不少。

   张平被宋希濂收编之后，领得了军装，便给其部下换了装，很有点正规军的气派了。但部队匪气难改，依然四处打家劫舍。沅陵“三、二”事变后，张平赶走了古丈县县长，便取而代之。

   1950年2月底，47军422团、416团和军直共六个营的兵力合击张平。张率2800余匪固守李家洞老巢，3月3日被一举攻破，张化装逃脱，在3月4日至20日连续16天的追击中，张平匪部被全部击溃。张只身逃出与保靖，龙山匪首联系未获帮助。在部队和群众日夜清剿下，7月10日饿极的张平被击毙于杨家岭水田中。随后被搜捕者割下首级，拿到县城悬挂示众，两天后送至沅陵城，悬于中南门数日后，才被人扔到沅江里喂鱼去了。张平果然得了个遗臭万年的下场。

 

   湘西名匪“姚大膀”

   姚大膀，字必卯，号占彪，清光绪壬辰年出生于新晃侗族自治县方家屯乡杨家桥的牯牛溪，幼年上过私塾，后毕业于贵州铜仁讲武学堂。少年的姚大膀浓眉大眼，体格茁壮，特别是两只膀子又粗又蝇圆，故父母称之为“大榜”，“膀”，“榜”谐音，故由此得其名。姚父德钦，为人忠厚，务农为本，其母杨氏也是良家女子，生性敦厚慈祥。姚大膀幼年因哥哥早早夭，且三个姐姐都留家吃斋当老姑娘，他以独子身份享其娇惯。

   十几岁，姚大膀便与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交往，好逸恶劳，吃、喝、嫖、赌什么都沾，读几天私塾认得几个字，却把那些打家劫舍的草莽绿林记在心中，常常宣称自己要当“强人”，其父一气之下，疯了，不久即辞世。

   当时姚大才16岁，父死后，失去家教，更是横行乡里，为所欲为。一次乡邻蔡建狗偷了他家的牛，姚大膀得知后，一气之下，顿生杀人之念，找来一支土夹板枪打死了蔡，之后与邻近的姚国安、姚本富合伙，投奔晃县大土匪唐大王、唐青云，开始了为匪生涯。

   为匪之初，姚大膀自感羽翼未丰，不敢在乡里行劫，便跑到邻近的贵州掳抢，得到一笔横财后才返归故乡，之后便把家搬迁到湘黔两省交界的方家屯扎下来，并在当地置地买田、修屋扩院。这一时期，姚大膀匪业日盛，手下已发展到200人枪，并在新民、学堂坪和张家寨等地开办了地下兵工厂，以扩充实力。

   1918年姚匪势力渐强，龙溪口商号为笼络他，委其担任县保商大队的中队长。姚趁机营私舞弊，壮大队伍，然后把人枪拉走，与玉屏土匪曹云周合股，驻扎进玉屏县城。国民党政府无可奈何，只得对其招安，封姚为湘黔边区晃、玉、万联防办事处大队长，主持三县治安联防，队伍得以扩大，武器准备充实，私囊中饱后，又反水上山，重操匪业。

   1926年，北伐军第10军军长王天培在贵州天柱招兵买马，姚大膀便率匪兵投奔，封为陆军新编第10师1团1营营长，在得了不少枪弹军饷之后，又连人带枪拉回老巢为匪。

   1934年，蒋介石为堵截红军，又一次对姚部实行招抚，委其为“晃县铲共总队副总队长”。次年7月，姚再次拖枪上了山，当他的山大王。

   在湘西土匪中，姚大膀实实在在是土生土长，又很少见过外地的世面，他终年在山里转悠，以山为依托，以山民为“衣食父母”，以打猎为乐事。故时时离不开大山，到外面招安厮混一阵，总觉得“还不如我们的山里快活”，又回来当山魁。国民党政府多次招安，屡招屡叛，最后，准备把其匪部进行改编，而他服招不服调，始终不愿离开他的“大山”，真乃野性难驯。1940年8月，国民当政府派陆军独立第1旅3团对其实施清剿，但姚大膀尤如狡猾的狐狸，致使清剿接连失败。

   1950年12月25日，姚大膀率残部500余人枪和吴可观、姚芳菲等匪股，从新寨过负溪、窜到中寨，被中gong419团3营9连、7连发现后紧追不舍。就在姚大膀准备带人枪过河前逃贵州六龙山之际，因姚部下二匪在向当地老百性找饭吃之时，被我军民给抓了个活的，这样姚匪众过河逃窜一事被我解放军得知后，便立即提前组织埋伏于过河点。午夜时分，姚匪过河之际被我剿匪部队打得个措手不及，姚大膀也因在河中不会游泳而被淹死，这样结束了他的50年的为匪生涯。

   湘西名匪“彭玉清”

 

   彭玉清，外号灵鸡公，是芷江公坪桐树溪毛栗坡人。其父外号叫彭鱼脑壳，是桐树溪的一大地痞，因深为族人所恨，不久即被彭氏家族的人所杀，彭玉清只好随母亲去芷江城给人洗衣帮工为生。

   也许，彭玉清嗜杀成性的"种子"就是在这个时候播下的。一天，他帮母亲去河边涮衣，见一宪兵连长下河洗澡，把手枪用衣服包了放在岸上，便起了反心，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绕到放枪处，他当时才十二三岁，长相更小，那宪兵连长也不在意。谁知灵鸡公脑瓜子"灵"得很，故意大声嚷：“河那边有个小孩洗澡不见了，怕是溺水了！”于是好心者便纷纷下水去救。这时分散了宪兵连长的注意，灵鸡公乘机偷走了手枪，等宪兵连长洗完澡上岸穿衣服时，才发现手枪丢了。于是，宪兵连长赶紧向上级报了案。而灵机公得了手枪，径直跑回家乡。十几年后，灵鸡公长到二十五六岁了，便邀了同村的彭凤达，上山当起土匪来。

   匪业稍稍有了起色，灵鸡公便想到要报杀父之仇。他设计邀几位杀其父亲的族人打牌，牌局之中，灵鸡公趁其不备，抽出枪当场打死二人，在另二人额上刻上一刀，以作永久性“纪念”。

   抗战以后，灵鸡公受招安回家后，当上了罗坪乡的“剿匪队长”，从此，便“名正言顺”地四处派粮派款，并强夺殷氏、唐氏、梁氏三女为妾，终日嫖赌逍遥，鱼肉乡里。1947年，他又招兵买马，弃“官”为匪，上山当他的草头王。1949年3月，他带百余匪徒，参与洗劫黔城，奸杀烧无恶不作。灵鸡公杀人放火、胆大妄为，却被杨永清看作是敢作敢为，对其十分赏识，封他为“长沙绥靖公署清剿第3纵队”第3支队副支队长兼大队长，直接掌握着240多人枪，成为杨永清纵队中最有实力的一支嫡系。

   尽管如此，会同军分区仍然派遣420团侦察排长刘玉飞先后两次到彭玉清的老巢高庄对其申明政策，劝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可彭玉清信誓旦旦，叫嚣说：“我彭玉清决不向解放军投降，哪怕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宁可自己留下一颗子弹把自己打死，也不死在他们手里。”

   此后，他变本加厉，公然与解放军对抗，多次带领匪众，在高庄的枫坡、牛坡、黔城坡等地对剿匪小部队进行伏击。
为了打击彭匪的气焰，彻底歼灭这股邪恶的土匪势力，1950年5月、中共47军140师419团主力对彭匪实施清剿。5月2日，部队进驻彭匪盘踞之地桐树溪、高庄、通溪、公坪一带。

    大军压阵，使灵鸡公处境十分困难，便灵机一动，想出一条诡计，即令各路土匪分散潜伏，将大量武器、弹药和军需品“坚壁清野”，隐藏到悬崖峭壁的岩洞里，以待时机再起。

   一天深夜，彭玉清带着他的随从偷偷摸摸到匪霸彭有文家里，密商藏枪的事。谁知他们的谈话被邻居王玉梅听见。王玉梅是童养媳出身，也目睹过土匪的暴行，便将这情况报告给当地驻军。

   在王玉梅引领下，剿匪部队撒开了大网搜查可疑的山洞，均未得到土匪藏的武器。

   正在大家觉得奇观时，发现一个大石头上有泥脚印，说明洞内有人活动过，便继续向前搜索，脚印越来越多，打着火把找来找去，终于找到了彭玉清埋藏的枪和军需品，其中有8挺机枪、40支步枪、万多发子弹，还有生活用品等物资。

   后备军火库被端，使彭玉清十分恼火，知道这消息是隔壁王妹崽即王玉梅泄露的，便千方百计要杀王妹崽。灵鸡公放风说要杀王玉梅的消息，传到玉梅耳朵里，王玉梅并不害怕：“只要为人民除了害，我死也值得。”部队为了玉梅的安全，于6月13日，将王玉梅送回了家。

    就在玉梅回家的当晚，因驻军主力已外出剿匪，彭玉清的耳目把这一情况告知彭时，彭连夜派其亲信匪中队长彭风铁带领二十个匪徒，全副武装，从四印坡出发到料码头，渡过无水河，偷偷摸到相树溪，将王玉梅家包围了。几名匪徒冲进正屋，一脚踢开王玉梅的房门。王玉梅从梦中惊醒，还来不及起身，就被两名匪徒将其卡住，口里塞进帕子，不让她喊叫。王玉梅无力挣脱。到天亮时，几十个土匪把王玉梅拖进深山里，土匪们兽性大发，将她糟蹋得死去活来。王玉梅嘴里还在骂：“你们这畜牲，解放军总有一天会来收拾你们的！”

   14日傍晚，匪徒们便将王玉梅拖上渡船，向四印坡的彭玉清邀功请赏。在渡船上，土匪们扯出塞在王玉梅嘴里的手帕，审问她：“我们彭队长藏枪的地方是你报的信给解放军么？”

   众匪狂吼：“快说，快说，老子枪毙了你。”“你为什么要报？”

  “我不报，你们这帮畜牲今后还要残害百姓，今天，杀了我王玉梅，们们这伙强盗一个也逃脱不了。共产党解放军一定会为我报仇！”这时，船到江心，洪水汹汹，土匪们把王玉梅狠力地推下了大河。

   6月，秧都已插过，剿匪部队得知彭玉清又企图重组兵力进行顽抗时，建派三个连队进驻彭匪老巢桐树溪一带，对其实施重点清剿。6月21日，彭玉清和他的中队长向岩洛，率六十多名土匪在四印坡一带集结，剿匪部队问讯，立即组织一个排的兵力，在驻怀化的清剿部队配合下，对这股土匪进行突袭。

   四印坡地处芷江，怀化交界处，地形险要，仅一条小路通往坡顶。灵鸡公凭借这有利地形，躲在四印坡老寨瓜棚子里，倚仗土墙进行返抗。一到天黑，就从寨后密林中逃出。

   7月下旬，剿匪部队抓住这一青黄不接、给难以筹措的有利时机，又对彭玉清进行严密的拉网搜剿。部队带着炊具、粮食，一连数日露宿于山林，四处设伏，以图全歼彭玉清匪部。在军事进剿的同时，也不放弃政治攻势。战士们在大树上、山崖上到处写上标语，给土匪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彭玉清一个机枪射手叫张华，过去听信谣言“谁要投降解放军，有死没活”，不想也不敢投降。当他看到山神庙门口上的标语：“首恶必办，协从不问，立功受奖”时，才恍然大悟，找了个机会，带着一挺机枪投诚了。没过多久，彭玉清的另一个小头目周刚和也带一挺机枪投了降。

   剿匪部队连续几个月向彭玉清发动猛烈的攻击和搜剿，使得彭玉清没一点休息的机会他感到无法在桐树溪一带立足，想和匪首向岩洛等率领残部逃到牛牯坪去，然后从那儿越出县境，窜到麻阳，然后逃往贵州大山里隐匿。

   8月中旬的一天，天气好得很。当地两个农民正在劳动，突然发现彭匪和向岩洛带着二十个残匪，往牛牯坪泥田方向逃窜。他俩立即跑到罗旧，向解放军驻军部队和区中队报告了情况，驻军部队和区中队立即组织一个排的兵力前往合击。

   当解放军突然将其包围时，彭玉清惊慌失措，连忙组织匪兵拚命反抗。剿匪部队在枪战中，打死了向岩洛的老婆，其他匪徒吓得四下逃窜。彭玉清见势不妙，慌忙带了老婆罗氏和两个儿子，在十余名亲信匪兵的掩护下，仓皇逃命。一天夜里，他潜至瓦溪铺彭家院子，原以为亲族们会收留他，没料到谁都在捉他。

   剿匪部队拉网搜剿的包围圈也在越来越小，越小越紧。周围一些单家独户都被迁往山下，这拼寨联庄的一着，使得土匪们失去了食物的来源。灵鸡公感到了日暮途穷，只得投降。

   9月19日夜，彭玉清终于同他的亲信匪中队长“呱呱叫”带着9名残匪，1挺机枪，7支步枪，向剿匪部队419团驻当地部队投降。

   湘西名匪“曾庆元”

 

   曾庆元系怀化中方县人，19岁时，他凭借圈子的势力，混进怀化中方媒矿。并当了护矿队的一个头目。

   曾庆元平时横蛮成性，在矿上自然是劣迹累累，最后呆不住了，便将保护队部分人枪拉出去，上山当了“山大王”。从此，他便开始了他的土匪生涯。

   1949年3月，曾庆元被“楚汉宫”的双龙头“老佛爷”杨永清委任为“长沙绥靖公署直属清剿第3纵队”第1支队第3大队大队长。这以后，曾庆元又组织“国民党人民自卫救国军9路军”，自称“9路军”15旅旅长。不久，又自称“芷怀黔十二游击区总指挥部”指挥长，下辖四个中队和一个特务中队，匪众达400元人，300多支枪。

   曾庆元占有三县交界处的有利地形，又有杨永清撑腰，加上他和当地劣绅、乡保人员相勾结，故横行乡里，无恶不作。知道他的人都不敢得罪他。

   人民解放军进军湘西后，曾庆元又公然采取对抗态度。多次率领匪徒在黔阳以北， 怀化以南，芷江以东，黄岩以西之三县交界地带及公路沿线，大肆骚扰破坏，气焰十分嚣张。

   当时为保障安江纱厂开工用媒，解放军派了一个排驻在中方媒矿内，以后还加派两个班的护卫队。1950年元月7日，曾庆元率土匪300余人突然打进矿区，烧、杀、淫、掠好几小时，打死工人四十多人，15名战士除班长负重伤以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烧掉一百多间房屋，仓库洗劫一空，同时还掳去11名矿工女眷。

   1950年4月下旬，也就是47军主力完成入川作战任务返湘西之后，420团一营奉命进驻曾庆元股匪盘踞的三角地带，进行包干清剿。

   1营在进入这片山高林密的三角地带后，首先集中了三个连的兵力，有重点、有目的地进行多路包围合击，拉网清剿。同时发动民兵配合作战，以图将曾庆元股匪的指挥系统彻底打乱。剿匪部队在短短的20天中，先后出击四十多次，俘匪百余人。5月，又陆续几次围住曾庆元的匪部，大量地杀伤了他的有生力量。

   曾庆元所部受到重创以后，无法再集中兵力迎战，只好化成若干小股，三五成群，分散潜伏在附件的深山丛林之中，采取“抓一把就走”的战术，抢到一点又上山躲几天，行踪不定，难以捉摸。

   “敌变我变”，根据匪情的变化，420团也采取以分散对分散的办法，以连排为单位展开全面搜剿。

   首先，部队曾庆元主要据点中方、华背山、四印坡、长溪等地全部控制起来，使曾庆元匪众没有活动的余地，然后以小分队进行搜索。

   6月初，420团侦察排同419团4连一个排，在梁山、慈惠安点，彻底打破了曾匪妄图利用舞水河兜圈子的战略，把所有的渡口、桥梁渡船都掌握在可靠人手里，并放暗哨，监视土匪行动，一有风吹草动，便以牛角为号，召集附件民兵、部队予以围歼。
于是，各小股土匪便暂时潜伏、隐蔽起来，进入了“冬眠期”。但土匪毕竟不是“蛇”，还得有食物充肚子，免不了要下山进村弄点粮食。

   根据这一情况，剿匪部队组织便衣队，化装成老百姓，埋伏于土匪必经之关卡、要道予以伏击。同时，发扬人民战争的长处，组织民兵、群众拉网踩山，捕捉散匪。

   在清剿部队和民兵的严密势剿下，分散土匪不仅白天不敢露面，晚上也无藏身之地，弹药得不到补充，粮食也弄不到手，于是，山林野果被采摘，葛根蕨菜被挖掘的痕迹，又成了搜索队追踪土匪的重要线索。
6月中旬，剿匪部队将包围圈越缩越小，曾庆元匪部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这时，部队又采取了以政治攻势为主，结合军事清剿的办法，对曾匪展开猛烈的攻心战。

   部队发动群众，还召开伪甲长会、匪属会和投诚人员会，通过向土匪喊话，宣讲剿匪政策，提出了“三不两要”和“两劝一报”的要求，即采取不通匪、窝匪、资匪，不给土匪饭吃、水喝，不给土匪筹粮集款；“要登记本保甲匪首、匪属，要登记本保甲匪枪、民枪”；“劝匪首带匪众自首；每天报告一次匪情”等措施，使得曾庆元匪众的压力越来越大。

   6月底，曾庆元所辖第1中队长曾宪臣，第2中队长潘昌明，第4中队长潘昌远，特务中队长曾西毛崽，都先后携枪向部队投诚。

   不久，中队长以下的土匪头目曾金元、曾和尚、夏云宣等相继下山向解放军投降。头目们一投降，散匪们自然成了无头羊，凝聚力顿时瓦解。于是，一个一个也带枪械走出了密林，下山来进行了自首登记。

   众叛亲离，几乎成人孤家寡人的曾庆元也深感中方一带无法藏匿下去，便带着几个贴身随从，偷偷逃到黔阳县茅乡，躲在羊坡林后的深山里，每天由亲戚偷着送点饭，苟延残喘。在这种度日如年的状况下，加上剿匪部队的政治攻势，动员降匪分别去劝说曾庆元投诚，在武力威逼和政治攻势双重压力下，曾匪感已穷途未路，除了投降，别无选择。于是，在7月24日，曾庆元带着曾再兴等6名亲信匪兵，步枪5支，手枪2支，卡宾枪2支，向420团驻中方清剿部队投诚。

   曾庆元投降之后，被送沅陵学习，镇反时被处决。“文革”后又平反。定为投诚人员。

 

   湘西“土匪”血洒异国

 

   时至1951年元月15日止，除镇压一批罪大恶极的土匪外，湘西还关押着30000名土匪特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其余约60000人经集训教育后遣返农村，依靠觉悟好的农民群众共同监督劳动，解决好生活问题，使其安心生产，不再为非作歹。经过一段时间的管制，由农会评议，摘掉其“土匪”的帽子，还其农民的本份。

   志愿军赴朝作战时，还先后带走10000余名出身好，罪行轻，并有悔过表现的土匪，有的直接补入部队，有的参加担架队和运队。在抗美援朝作战中，大多都有很好的表现，许多人还立了战功，当了干部,沅陵寺溪口的土匪姜长禄，进入朝鲜后，作战勇敢无畏，屡立战功，在著名的上甘岭战斗中，他的一个连坚守阵地半个月，打死敌人近2000人，姜长禄四次负伤，荣立三等功；桑植县当过土匪的张福祥，入朝作战后，表现十分突出。在老头山战斗中，坚守阵地的4个战士，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仍坚持战斗，打退敌人多次反扑，立了大功；泸溪苗族汉子符胜虎在朝鲜战场上英勇作战，先后立了大功一次，小功三次，并提升为志愿军连长。在著名作家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中写到的十分惨烈的松骨峰战斗牺牲的烈士中，就有近一半是湘西去的“土匪”

   原47军139师政委袁福生曾说过，：这些湘西“土匪”特别能打仗，在部队减员较大的情况下，还专门到湘西招了一批“上过山”的“土匪”入朝补充到正规部队中去，使这些人的长处得以充分发挥。